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、跨语言、跨文化、跨学科的文学研究，其研究方法包括“影响研究”（历史的实证的方法）、“平行研究”（审美的批评的方法）、“文化研究”（多元的跨学科的方法），此外中国学者还提出“阐发－对照研究”（异同比较）、“模子－寻根”、“文学－文化对话”等研究方法。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泛化，当代研究者倾向于视“比较”为一种远景或框架，而将方法论的问题存疑悬搁起来。这自然不失为一种聪明的权宜之计，但我们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规程来指导基础性研究工作，却也是不言自明的事实。
当代西方的“隐喻”研究成果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与帮助。西方的隐喻研究大致经历了修辞研究（今人对隐喻的了解大多即停留在这一层面）、诗学研究、语言学研究、哲学研究及多元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等五个发展阶段，从中产生的“比较说”（comparisontheo?ry）、“替换说”（substitutiontheo?ry）、“互动说”（interactiontheory）在隐喻的性质、原理、机制等方面均形成相当成熟的看法，特别是对隐喻的认知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，如“隐喻是一种‘跨领域’的映射”（Lakoff＆Johnson）、“隐喻具有认知功能”（BipinIndurkhya）、“隐喻是跨学科研究的工具”（AntonyN．J．Judge）等说法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。隐喻是如何进行“认知”的呢？答案是“互动”。如在“时间就是金钱”这个隐喻中，“时间”是这个隐喻的“主项”（或称“喻旨”、“基源”），“金钱”为其“副项”（亦称“载体”、“目标”）；二者均为一“涵义系统”，如“时间”这个涵义系统中包括诸如“可计量的”、“流逝的”等子项，“金钱”这个涵义系统中则包含了诸如“可计量的”、“可存取生息的”、“宝贵的”、“纸制的或金属制的”乃至“是万恶之源”等子项（顺便说一句，子项数目在理论上可以无穷扩充下去）；其中“主项”为隐喻提供了一个“框架”，“副项”则为隐喻提供了一个“视焦”，当“主项”对“副项”进行“映射”时，“副项”涵义系统中的子项意义即通过“选择”（如选取“宝贵的”、“可存取生息的”、剔去“纸制的或金属制的”、“是万恶之源”等项）、“压缩”（如将“可计量的”一项并入“时间”的涵义子项之中）、“强调”（如对“宝贵的”子项予以突出）、“组合”（即形成新的主项涵义系统）等方式“筛选”、“过滤”到“主项”的涵义系统中去；隐喻这一互动映射的结果，便是“时间是宝贵的、不断流逝的、可以利用并产生价值的，等等”这一新的认识。将此过程大而化之，便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机制。
今天所说的“比较研究”，其工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便是“挪借”（appropriate）某一已知领域内的经验或知识向另一未知领域进行隐喻式“映射”，而由此获取的研究成果即为两个领域内的知识的互动产物。这种隐喻映射可说是“古已有之”，不过说法不同或当事人未曾自觉标榜罢了：中国有汉魏之“格义”、明末之“心学”，西方有绘画－文学之“印象主义”、医学－文学之“自然主义”、甚至科技领域中的仿生学种种，无不具有上述隐喻式映射互动的基本特征。比较文学研究更是自觉地运用隐喻方法进行研究：如“平行研究”即是针对两种异质的文学现象进行类比对照；“影响研究”固然相对注重换喻式的“事实联系”，但只要存在着研究者的“前理解”，其研究仍不免会有隐喻式演绎的因素在；至于“阐发”、“对话”可以说是隐喻互动认知模式的一种“隐喻”表述。可以说，隐喻涵盖了上述各种研究范式，它不仅为比较文学－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术语、系统的操作规程，同时也有助于澄清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、合法性等长久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———如对“比较是不是目的”、“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”等争论，我们通过已有的隐喻研究成果即可予以明确的答复：“比较”主要是一种手段，虽然它也具有满足审美或想像的功能；“一切宗教或哲学研究均脱胎于四大‘根隐喻’（“rootmetaphor”，Pepper）”，隐喻（类比、映射或挪借）即是比较研究的理论根基。
隐喻是比较文学－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，所谓“基本”，主要体现在：
1）现实世界中充满了现象（黑格尔），一切人或事物均作为“中介”而处于途中（帕斯卡尔），这就注定世界或人类的生存状况是隐喻的；
2）人类固有的“心魔”（培根：《新工具》）或曰“前理解”（海德格尔：《存在与时间》）决定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必然是隐喻式的；
3）人类的认识往往“弊于一曲”（《荀子·解弊》），已有的“明”相对于更高层次的“明”来说恰恰是一种“弊”或曰“真理的隐喻”，因而辩证地看，“明”（真理）不过是一种中介、过程、现象和隐喻，而隐喻倒是终极、真实、永恒和本质。
当然，隐喻思维方法亦有其局限与不足，如“视焦”的定位、对研究对象特征的“筛选”与“过滤”等等难免造成合法或不合法的“误读”，同时隐喻思维取得“理据性”（motivation）之后便不得不扬弃自身而让位于逻辑、理性。与之相应，比较研究相对于更高阶段的研究亦只是一个有待扬弃的中介（当然其价值也正体现于这一扬弃之中），而安然候等被扬弃的命运则无疑是比较研究者应有的智慧、风度与勇气。在此意义上讲，隐喻不仅仅在技术层面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支持，同时它也为维持、唤醒比较研究固有的人文关怀提供了某种契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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